中华思想的农业起源

思想是文化的起点、核心和动力。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都有其思想基因和初始动力。纵观中华文化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难发现，中华思想的产生与中国农业水乳交融、密不可分。

根据考古发现，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前，类人猿的出现为原始农业的产生奠定了主体性基础，也为中华思想基因的形成创造了嬗变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从弱肉强食的被动生存到以农耕为生的主动生活的进化和转变。之所以名为“猿”，是由其“食采树居”式的原始生存方式所决定的。它们虽然具备了某些原始农民的特征，但又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属性。因而，把它们定义为从野蛮到文明的一个过渡性类群较为准确。

类人猿最终揖别猿类，进化为人，是内因、外因和生活方式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完成属性转化、实现基因嬗变的标志，是原始农业生活方式的确立。有学者说，文化就是过日子的方式。一种生活方式代表了一种文化性质，也反映了一种生活状况。一种社会思想一旦形成，必然与社会生产力同步发展。随着原始种植从自发走向自觉，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个体性走向社会性，人们关于种植的“想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系统，越来越成熟。农业最终成为生活主流，并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性行为规范，这就是原始道德。从此，社会与动物界有了严格的界限标准。这个区分标准就是文化。由此可见，文化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一开始就成为定义农民的血脉基因。

中华思想宝库的知识起点来自对原始农业的感知。思想是以知识、观念、信仰等为主要内容而形成的人类理性思维成果体系，其中信仰是核心，知识是基础，观念是基于具体知识而产生的抽象化思维结晶。知识、观念和信仰构成了人类思想文化形态。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知识的量变质变规律作用下形成的意识构建。知识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是人类对于自然界能动认识的结果，是文化的一种基本形态。

从知识产生的逻辑关系而论，知识源于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人与物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唯物辩证法认为，自然界的物质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到人的头脑中，对人产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强化着人的意识，丰富着人的主观世界，最终以知识的形式反映出来。比如，树反映到人脑中后，人对树产生了认识，于是就对树进行了有意识的加工改造，从而制造出了桌子、椅子、橱子等。在这个过程中，人对树的性质、特点、用途等就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形成了木料的有关知识。

从知识产生的时间角度来看，中华民族自从诞生起，农业知识就注定成为民族知识大厦的根基和母体，中华思想宝库在农业知识的积累、发酵和升华中不断丰富。这种积累、发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对自然界由低到高、由粗到精，不断提升的认识过程。感知，作为获取知识的两条途径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华夏祖先赖以生存的全部知识来源，就是以采食农业为感知对象而产生的认识，是人与自然采食农业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感性知识的获取方式，无疑带有浓重的农业色彩：凭感觉、凭直观、重经验。尽管如此，这并不影响他们实现知识的原始积累——广阔的未知领域、巨大的农业空间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探索空间。为了生活和发展，他们通过亲身实践的方式，不断获取直接经验，用于农业生产；通过口授身传的方式进行传播扩散，实现早期的经验形态的农业知识体系构建。

人类历史的进程总是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不断进步的态势。严格说，自然采食农业还不是一种文明，但它为原始农业文明的发生做了准备。脱胎于自然采获业的原始农业从原始种植业起步，逐渐向更高级过渡；人们由简单的采获思维向复杂的种植思维扩展，并不断积累农业经验。这是人类由平面化思维转向立体思维的开端，是人类思想文明的发端。作为人与自然直接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文化形态，农业文化以人类思想文化的传播载体和传承方式的形式，全景式展现着中华农业文化景观，全过程记载着中华文化长河的历史进程。追根溯源，我们不能不惊叹于中华农业独立起源、自成体系、绵绵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壮观。

作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产业，农业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首先表现在产业文明发展上。农业稳，天下安。农业的最基本功能是以满足人类基本生活需求为价值取向，亦即解决“吃”的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关联着最深邃的文明内涵。“民以食为天”，这个古老的法则，一直在检验着人类文明的成色。原始农业之前，解决“吃”的基本方式，是自然秩序下的原始生物链。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是自然秩序的基本规则，原始农业的出现打破了这种野蛮状况，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同大自然共生共荣，不断推动农业进步，不断塑造农耕文明。

文章来源：《黑龙江农业科学》 网址: http://www.hljnykx.cn/zonghexinwen/2021/1206/472.html